克里夫·马洛里爵士正撑着伞站在校门的侧廊下。
他是LSE的招生办主任,在行政系统里沉浮了二十二年,见识过各式各样的学生和各式各样的学生家长。
他今天特意站在这里,是因为他的秘书三天前在他的日程表上标注了一行字:
夏目安安,统计学新生。
备注:申请人家中或具备较高水平的行政背景。
他在凌晨打那通Clearing电话的时候,就隐约觉得这个学生不一般。
不说话,但有一个翻译。
Clearing候补第一顺位——这个位置从来都是被那些消息灵通、人脉广博的家庭抢走的。
而现在,一辆灰蓝色的老式英国车停在门口。
不是德国车,不是日本车。
是一辆老派的、守旧的、近乎刻意的英国车。他微微扬起眉毛。
开这种车的人,要么是穷得需要领救济金,要么是传统到骨子里、不屑于用物质彰显身份的老派政治家族。
他在白厅的后巷里见过太多这样的人——穿着旧西装、开着破车,却在私人俱乐部里决定国家的命运。
他看到安安从车里钻出来,抱着一个褪色的行李箱。
他听见一个中年女人——应该是她的母亲——在车里喊了一句:“没事就别回来了!”
安安回头看了一眼,点了点头,没有多余的表情。
没有哭泣,没有拥抱,没有那种中产阶级家庭在分别时的戏剧化表演。
一个冷静的、自持的、被严格教育出来的女孩。
马洛里爵士几乎可以确定他之前的判断了。
这时候,一阵风把雨丝吹斜。
安安被淋了个正着,头发贴在脸颊上,整个人看起来有些狼狈。
但她没有慌张,只是低头把行李箱放稳,准备往校门里走。
就在这时,她的脚步忽然踉跄了一下,手不自觉地扶住了行李箱的拉杆。
她在便利店上了一个夏天的夜班,每天只吃一顿饭,身体在低血糖的边缘反复试探。
现在,她的身体有点顶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