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8-11 21:10+56
[剧情讨论] 凯瑟琳大帝回到她忠城的狄斯：残锋篇的政治哲学
一、序言
曾几何时，狄斯城自豪地认为，它已经通过议会民主化的和平改造，成功地将旧军部所代表的那种独断专行的绝对主义王权送上了历史的“断头台”。我们拥有了民选的议会，拥有了制衡权力的FAC，拥有了一套看似文明且高效的现代政治程序。旧日的君王，连同他血腥的权杖，似乎已然被彻底放逐，成了一个遥远而可笑的传说。
然而，当战争——这一卡尔·施密特口中最经典的“例外状态”——降临时，一切都改变了。议会的辩论在炮火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法律的条文无法阻挡敌人的铁蹄。在常规秩序彻底失灵的废墟之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浮现出来：谁，能在此刻做出终极的“决断”？
就在此时，那个被我们认为早已死亡的、属于绝对统治者的结构性“空位”，那个被现代民主程序所竭力“压抑”和掩盖的权力核心，以旧军部的形态，轰然“还魂”了。旧军部的回归，并非一出简单的“王者归来”式爽文，它是一场深刻的“政治神学”事件。而凯瑟琳，这位背负着历史功勋与罪责的将军，正是这个回归的“利维坦”——那个霍布斯笔下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巨兽——的人格化身。
二、无期迷途的政治神学：主权者、例外状态与暴力
2.1 主权者
为什么狄斯城能够轻易地放逐曾经不可一世、亲手缔造了狄斯城的旧军部？而在新主线中，几乎沦为“历史罪人”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如此顺理成章地回归权力中心，让整个市议会都为之颤抖？如果仅仅从“议会腐败无能”、“凯瑟琳个人魅力超凡”等原因去解释，恐怕会错失问题的关键。这背后深层的政治逻辑在于：砍掉国王的脑袋，并不意味着“王权”这个东西就消失了。
马克思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来解释什么是“国王”=“主权者”：“一个人之所以是国王，只是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这句话揭示了一个简单而质朴的真相：“国王”或者说“主权者”，其权力来源并非他个人有多么英明神武、天命所归，而在于他占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结构性的“位置”(Position)。 是整个社会结构中存在一个名为“主权者”的空位，所有人(臣民)都默认并围绕着这个空位来组织生活，谁坐上了这个位置，谁就是主权者。
为了理解何为“主权者”的空位，不妨拿经济领域的货币来做一个类比。想象一下，一张平平无奇的纸(比如一百元钞票)或者一块金属，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但为什么它能换来食物、居所和我们想要的一切？因为它被所有人共同置于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一般等价物”。正因为它占据了这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它才成为了“货币”，获得了衡量和交换一切商品的至高权力。
在狄斯城的政治结构里，旧军部在过去之所以是狄斯的绝对统治者，不是因为德莱文或凯瑟琳天生就是当领袖的料，而是因为他们在那段血与火的建城历史中，成功占据了那个名为“狄斯城主权者”的结构性空位。整个城邦的秩序、法律和暴力，都围绕着他们来展开。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看懂狄斯城后来的“议会化改造”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场所谓的“民主革命”，看似是把“国王”(旧军部)送上了断头台，放逐了旧日的统治者。然而，它仅仅是赶走了坐在王座上的人，却没有、也不可能摧毁那个“王座”本身。那个名为“主权者”的结构性空位，并没有因为议会的成立而消失。它只是被暂时地、巧妙地掩盖起来了。在和平时期，议会的辩论、FAC的制衡、法律程序的运转，共同制造出一种美好的幻觉：我们不再需要一个独裁的“国王”了，“法律”和“人民的代表”正在统治这座城市。但实际上，那个主权的王座一直都在那里，它只是暂时空悬着，被“压抑”到了政治的潜意识深处，等待着被唤醒的时刻。
2.2 例外状态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的问题：如果这个主权者的“空位”始终存在，只是被隐藏了起来，那么在何种情况下，它会撕开一切伪装，赤裸裸地重新显现在人们面前呢？施密特用一句石破天惊的名言，解答了这个问题：“主权者，就是决断例外状态的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一步步来拆解。首先，什么是“常规状态”？那就是我们和平时期的狄斯城。议会每天开会，虽然经常扯皮但好歹在运转；FAC按规章办事，维护着狄斯城的安全；法律和程序看上去就是这座城市的最高统治者。在“常规状态”下，真正的“主权者”是看不见的，他隐藏在繁琐的官僚系统和法律条文之后，我们甚至会误以为他根本不存在。那么，与之相对的“例外状态”又是什么？战争、瘟疫、大规模叛乱、足以让整座城市停摆的经济危机……当这些威胁到城邦生死存亡的时刻来临时，就是“例外状态”。在“例外状态”下，那些“常规”的法律和程序突然失灵了，它们被设计来处理日常问题，却无法应对这种颠覆性的危机。
为了更好地理解“例外状态”，让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总统宣布戒严令”。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议会和民众，会如此恐惧总统动用这项权力？因为“戒严”就是一种典型的“例外状态”。一旦宣布戒严，就意味着总统可以“合法地”暂停常规法律，获得超乎寻常的巨大权力，可以绕开所有繁琐的程序去“放开了干”。他不再是法律的执行者，而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决断者”。第二个是“疫情封城”。 在平时，限制所有人的自由流动是不可想象的，是违法的。但当“疫情”这个公共卫生领域的“例外状态”出现时，政府就有理由宣布紧急状态，从而获得“合法”扩张的权力，采取这些在常规时期绝不被允许的非常规措施。
而新主线的狄斯城，外邦敌军压境，砂海使徒和黑环肆虐，城内间谍渗透横行，整个城市随时可能覆灭——这，就是最典型的“例外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狄斯城的“常规”机器彻底瘫痪了。新城市议会面对危机，除了无休止的争吵、推诿和恐惧，什么都做不了。他们的法律、他们的程序，在战争这个巨大的“例外”面前，就像一张废纸。
就在这个权力真空中，谁站了出来？是凯瑟琳。她没有等待议会的授权，她没有去走繁琐的法律程序。她直接用近乎恐吓的方式整合了议会，用绝对的意志力掌控了局面。她做出了“决断”。在这一刻，凯瑟琳通过在“例外状态”下做出终极“决断”，向全狄斯城宣告了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权者。这已经不是市议会某些议员性格软弱的问题，而是整部国家机器的运作逻辑，已经从“常规模式”切换到了“例外模式”。那个被议会民主制所压抑、所隐藏的、赤裸裸的绝对主权，在凯瑟琳身上，回归了。
2.3 暴力
在“例外状态”下回归的凯瑟琳，她用以贯彻其“决断”的最终手段是什么？是无与伦比的军事才能？是振奋人心的演说？但归根结底，这些都服务于同一样东西——暴力。国家，本就是对暴力的合法化垄断。但是，旧军部在独立战争中施加的暴力，和他们此刻保卫狄斯城的暴力，并非是同一种东西。我们可以将政治世界中的暴力划分为两种核心类型：立法暴力和护法暴力。立法暴力是开天辟地的暴力，是创造一个全新秩序、奠定一部全新法律的暴力。比如，一场成功的革命或独立战争。这种暴力在它发生之时，按照旧秩序的法律来看，是彻头彻尾的“非法”行为。但正是通过这种“非法”的暴力，一个全新的“合法”秩序才得以诞生。旧军部当年发动的、旨在推翻宗主国统治的狄斯独立战争，就是最典型的“立法暴力”。护法暴力是维护和巩固一个既有秩序的暴力。当新的法律和国家建立起来之后，警察、军队、监狱等镇压性国家机器为了维持这套秩序的日常运作而施加的暴力，就属于“护法暴力”。比如，MBCC收容禁闭者以维护狄斯城稳定，以及在此次新主线中，旧军部抵抗外邦入侵、保卫现有狄斯城邦的行为，都属于“护法暴力”。
然而，一个依靠血腥的“立法暴力”上台的英雄，如何能心安理得地转变为秩序的守护者？其实，那些真正建功立业、奠定国族基业的英雄，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游侠。他们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敢于将死亡和暴力全部承担下来的恢宏气度”。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同时扮演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屠戮者和殉道者。为了缔造一个文明、光荣的未来(善)，他们必须亲身投入到建国前史那野蛮、残酷的暴力之中(恶)。他们必须干脏活、流血、犯下罪行，去担负起国家诞生前夜那无可避免的罪责，从而成为只配下地狱，双手沾满鲜血的屠戮者。但他们也是殉道者。他们深知自己身上的罪恶，从不奢求功绩能将罪恶一笔勾销。他们以自身为载体，将善与恶、建立与毁灭、理想与非理性的界限清晰地揭示出来。他们本人，就是这条边界的化身。这些充满矛盾和巨大张力的英雄，就像是古希腊神话中立于城邦边界的“斯芬克斯”——一种人面狮身的杂交怪物。它既是文明的守护者，其本身的存在又在时刻提醒着人们，文明诞生于何等野蛮的混沌之中。
难道，旧军部不就是狄斯城的斯芬克斯吗？他们曾是“屠戮者”。在“立法暴力”的独立战争中，为了狄斯的诞生，他们毫不犹豫地对外扩张，犯下了屠杀外邦平民的罪行——茉莉的村庄就是这桩罪责最鲜活的血证。如今，他们又成了“殉道者”。在“护法暴力”的卫国战争中，他们为了保卫自己亲手建立的城邦而流血牺牲，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荣耀与信念。因此，他们既是奠基者，也是毁灭者；既是守护神，体内也流淌着暴力的血液。他们本身就是狄斯城光荣与罪恶交织的矛盾体。关键的问题在于，新主线的剧情，是勇敢地直面了旧军部这个“斯芬克斯”的“杂种”本质，让它同时承担荣耀与罪责，亦或是有选择性地、悄悄地为它进行了“净化”，只让我们看到它作为守护神光辉的一面，而淡化和遗忘它作为屠戮者的黑暗过去？
三、狄斯城，你的皇帝回来了：内部议会的政治决断与外部邦国的战争霸权
3.1 内部议会的政治决断
不妨考察一下新主线剧情的一个桥段，来深化一下前面的论点：凯瑟琳率领旧部，以“不速之客”的姿态出现在市议会的那一幕，那与其说是一场谈判，不如说是一份不容置喙的最后通牒。回顾一下那个瞬间的权力流转吧，议员们先是虚张声势，试图维持议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体面。但当凯瑟琳的意志如钢铁般降临时，我们听到了什么？我们听到了彻底的屈服：
“你说过，要通过战争夺回自己失去的一切。那么……如果狄斯旧军能击退敌人，保护这座城邦，议会也将同意重新接纳您们。FAC的权利、狄斯军该有的地位，我们都给你……我们会赋予你们一切。”
一时间，呼声此起彼伏。曾经放逐旧军的议员们，此刻纷纷找到了自己“新的信仰”，决定了新的效忠对象。此时此刻，“市议会，你们的皇帝回来了！”
这正是卡尔·施密特所描述的、最经典的“决断”时刻。在战争这一“例外状态”下，凯瑟琳没有向议会“申请”权力，她是在“宣告”自己的存在，并替整个狄斯城做出了“决断”。而议会的反应，则完美地诠释了主权归属的瞬间转移。值得注意的是，议员们的集体屈服，绝非简单的个人性格软弱或审时度势的政治投机。这是国家机器在“例外状态”下运作逻辑的必然切换。在常规时期，他们是规则的制定者和解释者；但在例外状态下，他们和所有狄斯城的普通市民一样，都成了需要被保护、被决断的对象。他们面对的，不是作为政治同僚的凯瑟琳，而是作为“主权者”化身的凯瑟琳。这一幕，就是之前所说的“被压抑之物(绝对主权)的回归”。
议会民主制所精心编织的和平假象——那种权力属于人民、由程序来统治的文明外衣——在这一刻被凯瑟琳的意志彻底撕碎了。它露出了背后那个冰冷坚硬的国家内核：一个最终由暴力和决断构成的权力实体。曾经被认为已经消灭的、属于绝对君主的幽灵，堂而皇之地穿过议会大厅，重新君临狄斯。此时此刻，被放逐的、属于绝对主权的“空位”，被重新填补了。而凯瑟琳，就是坐上这个王座的人。
然而，这位回归的主权者，她的人格化身，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偏偏是凯瑟琳，而不是其他任何人，能够成为狄斯城在危难时刻的实际统治者？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精辟地分析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一个名叫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的侄子)的人如何从一个看似平庸的政治投机者，一跃成为法兰西帝国的独裁皇帝。这个过程，被后世称为“波拿巴主义”。马克思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在当时是资产阶级)虽然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但在政治上却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斗和分裂，导致议会彻底瘫痪，无法形成统一有效的统治时，就会出现一个权力真空。这时候，一个强人——波拿巴——就会应运而生。这个强人，他把自己打扮成超然于所有阶级利益之上的、唯一的“国家代表”。他向所有人承诺“秩序”，向军队承诺“荣耀”，向农民承诺“传统”。面对一个软弱、腐朽、只会清谈的议会，这样一个果敢的独裁者反而显得极具吸引力。最终，连资产阶级自己也愿意放弃他们的直接政治统治权(议会民主)，把它交给波拿巴，以换取他能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障他们的财产安全。
波拿巴是拿破仑的模仿者，巧合的是，拿破仑同样是凯瑟琳的精神偶像，凯瑟琳的画像，恰恰是对《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戏仿。凯瑟琳，就是狄斯城的“波拿巴”。新城市议会，就是那个腐朽无能的“法国议会”。新城市议会里的议员们，是一群腐败、短视、只顾私利的政客。他们无法代表狄斯城作为一个整体的长远利益。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扮演“理想的总资本家”，即为了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它可以牺牲、甚至打压个别资本家的短视行为。但狄斯议会显然做不到，他们每个人都只盯着自己的“家产和财富”，在亡城危机面前还在盘算着个人得失。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合法性与能力。
就在这个时刻，凯瑟琳出现了。她不属于这个腐朽的议会体系，她来自被放逐的“过去”。她不代表任何一个小团体，她一出场，就直接以“国家理性”的化身自居。她要保卫的不是某个议员的财产，而是“狄斯城”**这个整体本身。她的行动，客观上是在执行那个“理想的总资本家”的职能——下场整合这群自私的窝囊废，用战争纪律强行维护住了狄斯城这个“大盘”的存续。因此，凯瑟琳的回归，不仅仅是军事强人的回归，更是一个深刻的政治信号：当一个代议制民主机构腐化到无法履行其保护国家存续的基本职能时，一个威权式的、人格化的主权者便会作为“国家本身”的代表而出现，凌驾于所有人之上。
3.2 外部邦国的战争霸权
我们已经看到，主权者如何在狄斯城内部，于例外状态中显形，并找到了凯瑟琳这个人格化的身躯。但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因为一个国家的真正本质，从来不能只看其内部。主权还有对外的一面，国家(主权者)乃是针对另外的国家而存在的。这意味着，对内，一个国家可以伪装成民主的、服务的、讲法律讲程序的“小政府”，它可以将自己最核心的暴力属性隐藏起来。但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这种伪装便不复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不存在一个更高的、能主持公道的“世界政府”。那里是一片霍布斯式的、弱肉强食的丛林。因此，对外，国家必然是霸权的、以自身存续为最高目的的冷酷实体。
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就像一道刺目的强光，穿透了狄斯城内部治理的温情脉脉，将它置于一面冷酷的“国际关系”棱镜之下。在这面棱镜中，狄斯城被迫看清了自己真实的、无法回避的另一面。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旧军部这样一个看似“过时”的暴力机构必须存在。在和平时期，狄斯城可以依赖FAC来处理城内的狂厄事件，依靠治安局来维持城邦秩序和处理违法犯罪。FAC也好，治安局也好，他们是“护法暴力”的执行者，是内部秩序的警察，却无法对抗外邦的军队。而旧军部，正是狄斯城对外主权的具象化，是它在无政府的国际舞台上用以自保和扩张的铁拳。
只要外邦、费沙这些潜在的敌对城邦还存在一天，狄斯城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就不会改变。主权者的暴力可以暂时对内隐藏，让位于议会和法律，但它永远是处理外部威胁的最终、也是唯一的手段。因此，旧军部的回归，不仅仅是应对一场战争的权宜之计。它的本质，是狄斯城国家理性的必然回归。这次战争，不过是强行让狄斯城从沉溺于内部治理的和平幻梦中惊醒，被迫重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无可回避的暴力本质。凯瑟琳在回忆中将这场战争视为“独立战争的延续”，其潜台词正在于此：保卫主权、保卫利维坦，这是一场永不终结的、针对外部世界的战争。
当进一步审视狄斯城与外邦的这场血战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是什么让旧军部的战士们愿意为狄斯抛头颅、洒热血，同时又能对外邦人痛下杀手？又是什么让外邦人不惧死亡，也要向狄斯复仇？是虚无缥缈的“荣耀”？还是所谓的“正义”？这一切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都隐藏着政治最原始、最根本的驱动力：划分“敌”与“友”。一个政治共同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得以成立，其首要前提，不是内部达成了什么共识，而是在于它能清晰地界定出：谁是“我们”(朋友)，谁是“他们”(敌人)。
不妨来看看剧情中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来自最终大战前的一个桥段：当上庭命令残锋团直接杀死黑环中的禁闭者海拉以终结灾难时，他们犹豫了，他们不忍下手，他们最终选择了抗命。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眼中，海拉尽管被黑环污染，但她仍是“狄斯人”，是“自己人”，是“无辜的”。她属于“我们”这个阵营。然而，这支对“自己人”充满温情的军队，在过去对外扩张的城邦战争中，却能毫不留情地将茉莉的整个村庄屠戮殆尽。为什么？因为茉莉和她的村民们，是“外邦人”，是“他们”，是“敌人”。这无关乎旧军战士个人品德的好坏，这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本能。对“友”的无限温情与对“敌”的无限残酷，恰恰是一体两面的。**正是通过这种对敌我身份的清晰界定，一个战斗集体、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凝聚力才得以形成。旧军这把剑，从始至终，都是一把属于“民族国家”的剑，它的刀刃永远朝外。
第二个例子，是剧情在叙事时，有意地将当下这场卫国战争，与那场奠定国本的、神圣的“独立战争”联系在一起。这种叙事策略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如果狄斯城输了，狄斯城就会回到过去被宗主国欺压和奴役的时代。当下的卫国战争，其合法性可以上溯到那个最初的神圣源头，这场战争不是普通的战争，更是那场荣耀与信仰之战，那场捍卫主权独立、民族解放之战的延续。这是一种极其经典且有效的民族主义动员策略。它通过唤醒一段光荣与屈辱交织的共同历史记忆，来强化“我们狄斯人”这个身份认同。同时，它将外部的“费沙”和“外邦”塑造成一个具体的、威胁到我们整个共同体生死存亡的“敌人”。通过树立一个共同的“敌人”，内部的“我们”才得以被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
然而，在“我们狄斯”和“他们外邦”之间，真的有本质的区别吗？还是说，他们仅仅是站在同一面残酷历史之镜的两端，互为彼此扭曲的倒影？答案恐怕是后者。剧情的诸多细节，都在向我们暗示狄斯与外邦之间惊人的镜像性。
从手段上看，他们如出一辙。狄斯城引以为傲的独立战争是怎么打赢的？是借助了“狂厄”这一禁忌力量，以利刃为武器，才最终摧毁了宗主国的核弹，摆脱了宗主国的统治。而如今的外邦呢？他们在费沙的煽动和支持下，同样不惜代价，借助了“黑环”这一更为恐怖的天灾之力，试图一举摧毁狄斯。一方借助狂厄立国，另一方借助天灾复仇。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一点上，双方共享了同一种冷酷的战争理性。从精神内核上看，他们又何其相似。驱动旧军战士们奋战的是什么？是对狄斯城的忠诚，是对荣耀和信念的追求，是为了狄斯独立这一伟大目标不惜流血牺牲的激情。那么，驱动那些外邦人或献祭自己来引爆黑环，或投身战场与狄斯对抗的又是什么？同样是对自己民族的忠诚与奉献，是复仇的信念，是为了族人摆脱天灾困厄而甘愿牺牲的激情。双方都沉浸在一种非理性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感中，都认为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
但从历史因果上看，他们互为彼此的罪与罚。美国在遭遇911恐怖袭击后，举国震惊，将袭击者斥为丧心病狂的恶魔。但它往往选择性遗忘自己过去几十年在中东地区扮演的“搅屎棍”角色——发动战争、扶植代理人、攫取资源，这些霸权行径积累了山一般的民族仇恨，最终才催生出极端组织和恐怖袭击。而狄斯与外邦的关系，完美复刻了这套逻辑。诚然，狄斯城为了从宗主国的压迫和剥削中赢得独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但旧军部统领的狄斯城并没有就此止步，为了“巩固城邦独立的战果”，为了“城邦安全”，它摇身一变，从屠龙的勇士变成了新的恶龙，开始了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行径。茉莉村庄的悲剧，正是狄斯对外征战扩张中，受压迫周边小邦的无数缩影之一。今天外邦人对狄斯的“恐怖袭击”，正是昨天狄斯人对他们进行殖民侵略所结出的恶果。狄斯和外邦，共同被囚禁在一场难以斩断的、冤冤相报的暴力循环之中。 外邦的“恐怖分子”，不过是在用狄斯当年教给他们的方式，来反抗狄斯如今的霸权。双方都是这套残酷政治逻辑的忠实产物与冷血执行者。
四、被遗忘的城邦战争，被净化的狄斯守护神
虽然狄斯与外邦在本质上互为镜像，共同被困在历史的暴力循环中，但在新主线的叙事中，却不难发现存在某种明显的偏向性。而这种偏向性，是通过一系列叙事策略来实现的，从而淡化了对旧军在过去城邦战争中对异邦犯下的侵略、殖民、屠戮、战争的历史罪责。
那么，是怎样的叙事策略呢？首先，是万能的背锅侠“黑环” 。主线1.0西区篇和主线2.0悬城篇在处理剧情篇章结尾收束时，分享了非常类似的叙事模板。在主线第十三章高塔篇中，狄斯城内部西区与新城之间的尖锐的地域矛盾，最终在剧情走向中让位于另一个更大的外部矛盾：Br002的黑环。黑环这个巨大的外部威胁，成功地让内部斗争暂时搁置，狄斯城各方势力团结起来，一起对抗黑环天灾。在悬城篇中， 局长与外邦禁闭者(耶莱娜、茉莉等)的矛盾，局长与狄斯城建制派的潜在矛盾，狄斯城建制派之间的矛盾，外邦人与狄斯(旧军)的历史的积怨、种种复杂的矛盾叠加交织在一起，但它们都最终让位于一个更简单更纯粹的外部矛盾：Br005黑环以及伴随而来的费沙入侵。费沙和黑环的外部威胁，使得矛盾分裂的狄斯城获得了团结的必要理由和恰当契机，后面的剧情走向，便依旧是各方势力大团结，消灭黑环，对抗反派费沙。
黑环正在成为狄斯城内部一切结构性矛盾的万能清道夫。每当狄斯的政治、社会、历史矛盾激化到难以调和，甚至动摇到局长的立场根基时，黑环这个超越一切人类纷争的、纯粹的天灾就会适时出现。它的降临，将各方势力的复杂冲突和矛盾重新定向，并将斗争的能量导引至处理人类生存危机这一外部矛盾上。这种叙事策略还为局长的立场提供了完美的合法性。 局长作为MBCC的领导者，其天职就是处理狂厄与黑环。面对黑环，局长站在狄斯城一边，就不是在为某个有污点的政治派别(如旧军或腐败议会)站台，而是在履行自己拯救苍生的神圣职责。这确保了局长“伟光正”的形象不会因卷入肮脏的政治斗争而受损，但将局长的视点聚焦于狂厄与黑环，无疑在有限的叙事空间内，也会将这些政治派别的污点边缘化和悬置了。
更进一步说，旧军和外邦形象的塑造策略，也在潜移默化中让玩家在情感上原谅甚至同情旧军，从而使其历史罪责变得不再重要。
一方面，是塑造旧军的不公正的受害者形象，来激发同情与愤懑不平之心。剧情花了大量笔墨去描绘旧军在新时代所遭受的“不公待遇”。他们是缔造了狄斯城的英雄，却在和平年代被猜忌、被削权、被放逐。德莱文的悲剧，残锋团战士们的落魄，都强化了这样一种印象：他们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受害者。同时，将旧军的狠辣果断、雷厉风行与上庭、市议会最初的绥靖软弱、无能推脱进行鲜明对比，既导引局长为了救海拉，而倾向于与旧军结盟合作，也塑造出旧军一种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感。这让旧军正式的回归，带有一种“平反昭雪”、“大快人心”的戏剧张力。
另一方面，剧情在叙事时，将三场性质截然不同的战争：过去的独立战争、被遗忘的对外侵略和当下的卫国战争，打包在一起，并用一条光荣的线索将它们串联起来。这条线索就是：荣耀、信念、牺牲、保卫狄斯。通过凯瑟琳的回忆和演说，剧情不断暗示，今天保卫狄斯城的行为，是当年打赢独立战争的伟大精神的延续。这样一来，一条从“民族解放英雄”(独立战争)直接跳到“救国于危难的守护神”(卫国战争)的光荣历史谱系就被建立起来了。通过将头尾两个光辉的节点相连，中间那个黑暗的污点就被成功地边缘化了。
此外，剧情是如何描绘昔日之受害者，今日之复仇者的形象呢？茉莉对旧军的仇恨是真实的，其过去受到的历史创伤也是真实的。但碎金盛宴的剧情也反复强调，她是受到了阿德莱德的蒙蔽和恶意诱导，才走上了歧途。那么，没有阿德莱德的蒙骗，茉莉就能够简单地与创伤和解，与狄斯旧军和解吗，从而放下仇恨吗？而当黑环深处的“海拉”，这个承载了弗洛尔人集体意识的幻影与局长对峙，控诉狄斯的暴行时，局长是如何回应的？局长愤怒地斥责它：“你跟你憎恨的人一样都是怪物!……别戴着她的脸来见我，你跟海拉没有半根指头是一样的!”于是，承载着弗洛尔人血泪、意志、怨念、记忆的黑环幻影，被简单地归入不值得理解的、非理性的、疯狂的、非人的怪物。Br005黑环当然是极端的，偏执的，它夺走了狄斯市民与狄斯士兵的性命，它背负罪恶，它绝不无辜。但这偏执的极端的黑环，恰恰是昔日被掩埋的历史创伤的症状显现，是被压抑者的回归，植根于深层的无法被轻易否认的愤怒和不满。当今日之复仇者被噤声(她们是“被蒙蔽”、她们是“非理智的”，她们是“无法沟通”，也是“无法被理解的”)，昔日的加害者也就随之被忘却了。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斯芬克斯的比喻，并以此结尾：一个真正的为新秩序奠基的英雄，必然是一个善恶并存的矛盾体。他就像是立于文明城邦边界的人面狮身像，他光辉的功绩(人的面孔)与他野蛮的过去(狮的身躯)必须同时被展现、被铭记。为他竖立的纪念碑，不应仅仅是歌颂其功绩的赞歌，更应是警示其罪恶的碑铭。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坦然地面对自己诞生时的那份“原罪”，并从中汲取走向未来的力量。
曾几何时，狄斯城自豪地认为，它已经通过议会民主化的和平改造，成功地将旧军部所代表的那种独断专行的绝对主义王权送上了历史的“断头台”。我们拥有了民选的议会，拥有了制衡权力的FAC，拥有了一套看似文明且高效的现代政治程序。旧日的君王，连同他血腥的权杖，似乎已然被彻底放逐，成了一个遥远而可笑的传说。
然而，当战争——这一卡尔·施密特口中最经典的“例外状态”——降临时，一切都改变了。议会的辩论在炮火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法律的条文无法阻挡敌人的铁蹄。在常规秩序彻底失灵的废墟之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浮现出来：谁，能在此刻做出终极的“决断”？
就在此时，那个被我们认为早已死亡的、属于绝对统治者的结构性“空位”，那个被现代民主程序所竭力“压抑”和掩盖的权力核心，以旧军部的形态，轰然“还魂”了。旧军部的回归，并非一出简单的“王者归来”式爽文，它是一场深刻的“政治神学”事件。而凯瑟琳，这位背负着历史功勋与罪责的将军，正是这个回归的“利维坦”——那个霍布斯笔下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巨兽——的人格化身。
二、无期迷途的政治神学：主权者、例外状态与暴力
2.1 主权者
为什么狄斯城能够轻易地放逐曾经不可一世、亲手缔造了狄斯城的旧军部？而在新主线中，几乎沦为“历史罪人”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如此顺理成章地回归权力中心，让整个市议会都为之颤抖？如果仅仅从“议会腐败无能”、“凯瑟琳个人魅力超凡”等原因去解释，恐怕会错失问题的关键。这背后深层的政治逻辑在于：砍掉国王的脑袋，并不意味着“王权”这个东西就消失了。
马克思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来解释什么是“国王”=“主权者”：“一个人之所以是国王，只是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这句话揭示了一个简单而质朴的真相：“国王”或者说“主权者”，其权力来源并非他个人有多么英明神武、天命所归，而在于他占据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结构性的“位置”(Position)。 是整个社会结构中存在一个名为“主权者”的空位，所有人(臣民)都默认并围绕着这个空位来组织生活，谁坐上了这个位置，谁就是主权者。
为了理解何为“主权者”的空位，不妨拿经济领域的货币来做一个类比。想象一下，一张平平无奇的纸(比如一百元钞票)或者一块金属，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但为什么它能换来食物、居所和我们想要的一切？因为它被所有人共同置于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一般等价物”。正因为它占据了这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它才成为了“货币”，获得了衡量和交换一切商品的至高权力。
在狄斯城的政治结构里，旧军部在过去之所以是狄斯的绝对统治者，不是因为德莱文或凯瑟琳天生就是当领袖的料，而是因为他们在那段血与火的建城历史中，成功占据了那个名为“狄斯城主权者”的结构性空位。整个城邦的秩序、法律和暴力，都围绕着他们来展开。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看懂狄斯城后来的“议会化改造”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场所谓的“民主革命”，看似是把“国王”(旧军部)送上了断头台，放逐了旧日的统治者。然而，它仅仅是赶走了坐在王座上的人，却没有、也不可能摧毁那个“王座”本身。那个名为“主权者”的结构性空位，并没有因为议会的成立而消失。它只是被暂时地、巧妙地掩盖起来了。在和平时期，议会的辩论、FAC的制衡、法律程序的运转，共同制造出一种美好的幻觉：我们不再需要一个独裁的“国王”了，“法律”和“人民的代表”正在统治这座城市。但实际上，那个主权的王座一直都在那里，它只是暂时空悬着，被“压抑”到了政治的潜意识深处，等待着被唤醒的时刻。
2.2 例外状态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的问题：如果这个主权者的“空位”始终存在，只是被隐藏了起来，那么在何种情况下，它会撕开一切伪装，赤裸裸地重新显现在人们面前呢？施密特用一句石破天惊的名言，解答了这个问题：“主权者，就是决断例外状态的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一步步来拆解。首先，什么是“常规状态”？那就是我们和平时期的狄斯城。议会每天开会，虽然经常扯皮但好歹在运转；FAC按规章办事，维护着狄斯城的安全；法律和程序看上去就是这座城市的最高统治者。在“常规状态”下，真正的“主权者”是看不见的，他隐藏在繁琐的官僚系统和法律条文之后，我们甚至会误以为他根本不存在。那么，与之相对的“例外状态”又是什么？战争、瘟疫、大规模叛乱、足以让整座城市停摆的经济危机……当这些威胁到城邦生死存亡的时刻来临时，就是“例外状态”。在“例外状态”下，那些“常规”的法律和程序突然失灵了，它们被设计来处理日常问题，却无法应对这种颠覆性的危机。
为了更好地理解“例外状态”，让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总统宣布戒严令”。 为什么一个国家的议会和民众，会如此恐惧总统动用这项权力？因为“戒严”就是一种典型的“例外状态”。一旦宣布戒严，就意味着总统可以“合法地”暂停常规法律，获得超乎寻常的巨大权力，可以绕开所有繁琐的程序去“放开了干”。他不再是法律的执行者，而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决断者”。第二个是“疫情封城”。 在平时，限制所有人的自由流动是不可想象的，是违法的。但当“疫情”这个公共卫生领域的“例外状态”出现时，政府就有理由宣布紧急状态，从而获得“合法”扩张的权力，采取这些在常规时期绝不被允许的非常规措施。
而新主线的狄斯城，外邦敌军压境，砂海使徒和黑环肆虐，城内间谍渗透横行，整个城市随时可能覆灭——这，就是最典型的“例外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狄斯城的“常规”机器彻底瘫痪了。新城市议会面对危机，除了无休止的争吵、推诿和恐惧，什么都做不了。他们的法律、他们的程序，在战争这个巨大的“例外”面前，就像一张废纸。
就在这个权力真空中，谁站了出来？是凯瑟琳。她没有等待议会的授权，她没有去走繁琐的法律程序。她直接用近乎恐吓的方式整合了议会，用绝对的意志力掌控了局面。她做出了“决断”。在这一刻，凯瑟琳通过在“例外状态”下做出终极“决断”，向全狄斯城宣告了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权者。这已经不是市议会某些议员性格软弱的问题，而是整部国家机器的运作逻辑，已经从“常规模式”切换到了“例外模式”。那个被议会民主制所压抑、所隐藏的、赤裸裸的绝对主权，在凯瑟琳身上，回归了。
2.3 暴力
在“例外状态”下回归的凯瑟琳，她用以贯彻其“决断”的最终手段是什么？是无与伦比的军事才能？是振奋人心的演说？但归根结底，这些都服务于同一样东西——暴力。国家，本就是对暴力的合法化垄断。但是，旧军部在独立战争中施加的暴力，和他们此刻保卫狄斯城的暴力，并非是同一种东西。我们可以将政治世界中的暴力划分为两种核心类型：立法暴力和护法暴力。立法暴力是开天辟地的暴力，是创造一个全新秩序、奠定一部全新法律的暴力。比如，一场成功的革命或独立战争。这种暴力在它发生之时，按照旧秩序的法律来看，是彻头彻尾的“非法”行为。但正是通过这种“非法”的暴力，一个全新的“合法”秩序才得以诞生。旧军部当年发动的、旨在推翻宗主国统治的狄斯独立战争，就是最典型的“立法暴力”。护法暴力是维护和巩固一个既有秩序的暴力。当新的法律和国家建立起来之后，警察、军队、监狱等镇压性国家机器为了维持这套秩序的日常运作而施加的暴力，就属于“护法暴力”。比如，MBCC收容禁闭者以维护狄斯城稳定，以及在此次新主线中，旧军部抵抗外邦入侵、保卫现有狄斯城邦的行为，都属于“护法暴力”。
然而，一个依靠血腥的“立法暴力”上台的英雄，如何能心安理得地转变为秩序的守护者？其实，那些真正建功立业、奠定国族基业的英雄，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游侠。他们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敢于将死亡和暴力全部承担下来的恢宏气度”。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同时扮演两个截然相反的角色：屠戮者和殉道者。为了缔造一个文明、光荣的未来(善)，他们必须亲身投入到建国前史那野蛮、残酷的暴力之中(恶)。他们必须干脏活、流血、犯下罪行，去担负起国家诞生前夜那无可避免的罪责，从而成为只配下地狱，双手沾满鲜血的屠戮者。但他们也是殉道者。他们深知自己身上的罪恶，从不奢求功绩能将罪恶一笔勾销。他们以自身为载体，将善与恶、建立与毁灭、理想与非理性的界限清晰地揭示出来。他们本人，就是这条边界的化身。这些充满矛盾和巨大张力的英雄，就像是古希腊神话中立于城邦边界的“斯芬克斯”——一种人面狮身的杂交怪物。它既是文明的守护者，其本身的存在又在时刻提醒着人们，文明诞生于何等野蛮的混沌之中。
难道，旧军部不就是狄斯城的斯芬克斯吗？他们曾是“屠戮者”。在“立法暴力”的独立战争中，为了狄斯的诞生，他们毫不犹豫地对外扩张，犯下了屠杀外邦平民的罪行——茉莉的村庄就是这桩罪责最鲜活的血证。如今，他们又成了“殉道者”。在“护法暴力”的卫国战争中，他们为了保卫自己亲手建立的城邦而流血牺牲，展现出无与伦比的荣耀与信念。因此，他们既是奠基者，也是毁灭者；既是守护神，体内也流淌着暴力的血液。他们本身就是狄斯城光荣与罪恶交织的矛盾体。关键的问题在于，新主线的剧情，是勇敢地直面了旧军部这个“斯芬克斯”的“杂种”本质，让它同时承担荣耀与罪责，亦或是有选择性地、悄悄地为它进行了“净化”，只让我们看到它作为守护神光辉的一面，而淡化和遗忘它作为屠戮者的黑暗过去？
三、狄斯城，你的皇帝回来了：内部议会的政治决断与外部邦国的战争霸权
3.1 内部议会的政治决断
不妨考察一下新主线剧情的一个桥段，来深化一下前面的论点：凯瑟琳率领旧部，以“不速之客”的姿态出现在市议会的那一幕，那与其说是一场谈判，不如说是一份不容置喙的最后通牒。回顾一下那个瞬间的权力流转吧，议员们先是虚张声势，试图维持议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体面。但当凯瑟琳的意志如钢铁般降临时，我们听到了什么？我们听到了彻底的屈服：
“你说过，要通过战争夺回自己失去的一切。那么……如果狄斯旧军能击退敌人，保护这座城邦，议会也将同意重新接纳您们。FAC的权利、狄斯军该有的地位，我们都给你……我们会赋予你们一切。”
一时间，呼声此起彼伏。曾经放逐旧军的议员们，此刻纷纷找到了自己“新的信仰”，决定了新的效忠对象。此时此刻，“市议会，你们的皇帝回来了！”
这正是卡尔·施密特所描述的、最经典的“决断”时刻。在战争这一“例外状态”下，凯瑟琳没有向议会“申请”权力，她是在“宣告”自己的存在，并替整个狄斯城做出了“决断”。而议会的反应，则完美地诠释了主权归属的瞬间转移。值得注意的是，议员们的集体屈服，绝非简单的个人性格软弱或审时度势的政治投机。这是国家机器在“例外状态”下运作逻辑的必然切换。在常规时期，他们是规则的制定者和解释者；但在例外状态下，他们和所有狄斯城的普通市民一样，都成了需要被保护、被决断的对象。他们面对的，不是作为政治同僚的凯瑟琳，而是作为“主权者”化身的凯瑟琳。这一幕，就是之前所说的“被压抑之物(绝对主权)的回归”。
议会民主制所精心编织的和平假象——那种权力属于人民、由程序来统治的文明外衣——在这一刻被凯瑟琳的意志彻底撕碎了。它露出了背后那个冰冷坚硬的国家内核：一个最终由暴力和决断构成的权力实体。曾经被认为已经消灭的、属于绝对君主的幽灵，堂而皇之地穿过议会大厅，重新君临狄斯。此时此刻，被放逐的、属于绝对主权的“空位”，被重新填补了。而凯瑟琳，就是坐上这个王座的人。
然而，这位回归的主权者，她的人格化身，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偏偏是凯瑟琳，而不是其他任何人，能够成为狄斯城在危难时刻的实际统治者？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精辟地分析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一个名叫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的侄子)的人如何从一个看似平庸的政治投机者，一跃成为法兰西帝国的独裁皇帝。这个过程，被后世称为“波拿巴主义”。马克思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在当时是资产阶级)虽然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但在政治上却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斗和分裂，导致议会彻底瘫痪，无法形成统一有效的统治时，就会出现一个权力真空。这时候，一个强人——波拿巴——就会应运而生。这个强人，他把自己打扮成超然于所有阶级利益之上的、唯一的“国家代表”。他向所有人承诺“秩序”，向军队承诺“荣耀”，向农民承诺“传统”。面对一个软弱、腐朽、只会清谈的议会，这样一个果敢的独裁者反而显得极具吸引力。最终，连资产阶级自己也愿意放弃他们的直接政治统治权(议会民主)，把它交给波拿巴，以换取他能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来保障他们的财产安全。
波拿巴是拿破仑的模仿者，巧合的是，拿破仑同样是凯瑟琳的精神偶像，凯瑟琳的画像，恰恰是对《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戏仿。凯瑟琳，就是狄斯城的“波拿巴”。新城市议会，就是那个腐朽无能的“法国议会”。新城市议会里的议员们，是一群腐败、短视、只顾私利的政客。他们无法代表狄斯城作为一个整体的长远利益。一个理想的国家应该扮演“理想的总资本家”，即为了维护整个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它可以牺牲、甚至打压个别资本家的短视行为。但狄斯议会显然做不到，他们每个人都只盯着自己的“家产和财富”，在亡城危机面前还在盘算着个人得失。他们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合法性与能力。
就在这个时刻，凯瑟琳出现了。她不属于这个腐朽的议会体系，她来自被放逐的“过去”。她不代表任何一个小团体，她一出场，就直接以“国家理性”的化身自居。她要保卫的不是某个议员的财产，而是“狄斯城”**这个整体本身。她的行动，客观上是在执行那个“理想的总资本家”的职能——下场整合这群自私的窝囊废，用战争纪律强行维护住了狄斯城这个“大盘”的存续。因此，凯瑟琳的回归，不仅仅是军事强人的回归，更是一个深刻的政治信号：当一个代议制民主机构腐化到无法履行其保护国家存续的基本职能时，一个威权式的、人格化的主权者便会作为“国家本身”的代表而出现，凌驾于所有人之上。
3.2 外部邦国的战争霸权
我们已经看到，主权者如何在狄斯城内部，于例外状态中显形，并找到了凯瑟琳这个人格化的身躯。但这并非故事的全部。因为一个国家的真正本质，从来不能只看其内部。主权还有对外的一面，国家(主权者)乃是针对另外的国家而存在的。这意味着，对内，一个国家可以伪装成民主的、服务的、讲法律讲程序的“小政府”，它可以将自己最核心的暴力属性隐藏起来。但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这种伪装便不复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不存在一个更高的、能主持公道的“世界政府”。那里是一片霍布斯式的、弱肉强食的丛林。因此，对外，国家必然是霸权的、以自身存续为最高目的的冷酷实体。
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就像一道刺目的强光，穿透了狄斯城内部治理的温情脉脉，将它置于一面冷酷的“国际关系”棱镜之下。在这面棱镜中，狄斯城被迫看清了自己真实的、无法回避的另一面。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旧军部这样一个看似“过时”的暴力机构必须存在。在和平时期，狄斯城可以依赖FAC来处理城内的狂厄事件，依靠治安局来维持城邦秩序和处理违法犯罪。FAC也好，治安局也好，他们是“护法暴力”的执行者，是内部秩序的警察，却无法对抗外邦的军队。而旧军部，正是狄斯城对外主权的具象化，是它在无政府的国际舞台上用以自保和扩张的铁拳。
只要外邦、费沙这些潜在的敌对城邦还存在一天，狄斯城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就不会改变。主权者的暴力可以暂时对内隐藏，让位于议会和法律，但它永远是处理外部威胁的最终、也是唯一的手段。因此，旧军部的回归，不仅仅是应对一场战争的权宜之计。它的本质，是狄斯城国家理性的必然回归。这次战争，不过是强行让狄斯城从沉溺于内部治理的和平幻梦中惊醒，被迫重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无可回避的暴力本质。凯瑟琳在回忆中将这场战争视为“独立战争的延续”，其潜台词正在于此：保卫主权、保卫利维坦，这是一场永不终结的、针对外部世界的战争。
当进一步审视狄斯城与外邦的这场血战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是什么让旧军部的战士们愿意为狄斯抛头颅、洒热血，同时又能对外邦人痛下杀手？又是什么让外邦人不惧死亡，也要向狄斯复仇？是虚无缥缈的“荣耀”？还是所谓的“正义”？这一切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都隐藏着政治最原始、最根本的驱动力：划分“敌”与“友”。一个政治共同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得以成立，其首要前提，不是内部达成了什么共识，而是在于它能清晰地界定出：谁是“我们”(朋友)，谁是“他们”(敌人)。
不妨来看看剧情中的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来自最终大战前的一个桥段：当上庭命令残锋团直接杀死黑环中的禁闭者海拉以终结灾难时，他们犹豫了，他们不忍下手，他们最终选择了抗命。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眼中，海拉尽管被黑环污染，但她仍是“狄斯人”，是“自己人”，是“无辜的”。她属于“我们”这个阵营。然而，这支对“自己人”充满温情的军队，在过去对外扩张的城邦战争中，却能毫不留情地将茉莉的整个村庄屠戮殆尽。为什么？因为茉莉和她的村民们，是“外邦人”，是“他们”，是“敌人”。这无关乎旧军战士个人品德的好坏，这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本能。对“友”的无限温情与对“敌”的无限残酷，恰恰是一体两面的。**正是通过这种对敌我身份的清晰界定，一个战斗集体、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凝聚力才得以形成。旧军这把剑，从始至终，都是一把属于“民族国家”的剑，它的刀刃永远朝外。
第二个例子，是剧情在叙事时，有意地将当下这场卫国战争，与那场奠定国本的、神圣的“独立战争”联系在一起。这种叙事策略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如果狄斯城输了，狄斯城就会回到过去被宗主国欺压和奴役的时代。当下的卫国战争，其合法性可以上溯到那个最初的神圣源头，这场战争不是普通的战争，更是那场荣耀与信仰之战，那场捍卫主权独立、民族解放之战的延续。这是一种极其经典且有效的民族主义动员策略。它通过唤醒一段光荣与屈辱交织的共同历史记忆，来强化“我们狄斯人”这个身份认同。同时，它将外部的“费沙”和“外邦”塑造成一个具体的、威胁到我们整个共同体生死存亡的“敌人”。通过树立一个共同的“敌人”，内部的“我们”才得以被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
然而，在“我们狄斯”和“他们外邦”之间，真的有本质的区别吗？还是说，他们仅仅是站在同一面残酷历史之镜的两端，互为彼此扭曲的倒影？答案恐怕是后者。剧情的诸多细节，都在向我们暗示狄斯与外邦之间惊人的镜像性。
从手段上看，他们如出一辙。狄斯城引以为傲的独立战争是怎么打赢的？是借助了“狂厄”这一禁忌力量，以利刃为武器，才最终摧毁了宗主国的核弹，摆脱了宗主国的统治。而如今的外邦呢？他们在费沙的煽动和支持下，同样不惜代价，借助了“黑环”这一更为恐怖的天灾之力，试图一举摧毁狄斯。一方借助狂厄立国，另一方借助天灾复仇。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一点上，双方共享了同一种冷酷的战争理性。从精神内核上看，他们又何其相似。驱动旧军战士们奋战的是什么？是对狄斯城的忠诚，是对荣耀和信念的追求，是为了狄斯独立这一伟大目标不惜流血牺牲的激情。那么，驱动那些外邦人或献祭自己来引爆黑环，或投身战场与狄斯对抗的又是什么？同样是对自己民族的忠诚与奉献，是复仇的信念，是为了族人摆脱天灾困厄而甘愿牺牲的激情。双方都沉浸在一种非理性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感中，都认为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
但从历史因果上看，他们互为彼此的罪与罚。美国在遭遇911恐怖袭击后，举国震惊，将袭击者斥为丧心病狂的恶魔。但它往往选择性遗忘自己过去几十年在中东地区扮演的“搅屎棍”角色——发动战争、扶植代理人、攫取资源，这些霸权行径积累了山一般的民族仇恨，最终才催生出极端组织和恐怖袭击。而狄斯与外邦的关系，完美复刻了这套逻辑。诚然，狄斯城为了从宗主国的压迫和剥削中赢得独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但旧军部统领的狄斯城并没有就此止步，为了“巩固城邦独立的战果”，为了“城邦安全”，它摇身一变，从屠龙的勇士变成了新的恶龙，开始了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行径。茉莉村庄的悲剧，正是狄斯对外征战扩张中，受压迫周边小邦的无数缩影之一。今天外邦人对狄斯的“恐怖袭击”，正是昨天狄斯人对他们进行殖民侵略所结出的恶果。狄斯和外邦，共同被囚禁在一场难以斩断的、冤冤相报的暴力循环之中。 外邦的“恐怖分子”，不过是在用狄斯当年教给他们的方式，来反抗狄斯如今的霸权。双方都是这套残酷政治逻辑的忠实产物与冷血执行者。
四、被遗忘的城邦战争，被净化的狄斯守护神
虽然狄斯与外邦在本质上互为镜像，共同被困在历史的暴力循环中，但在新主线的叙事中，却不难发现存在某种明显的偏向性。而这种偏向性，是通过一系列叙事策略来实现的，从而淡化了对旧军在过去城邦战争中对异邦犯下的侵略、殖民、屠戮、战争的历史罪责。
那么，是怎样的叙事策略呢？首先，是万能的背锅侠“黑环” 。主线1.0西区篇和主线2.0悬城篇在处理剧情篇章结尾收束时，分享了非常类似的叙事模板。在主线第十三章高塔篇中，狄斯城内部西区与新城之间的尖锐的地域矛盾，最终在剧情走向中让位于另一个更大的外部矛盾：Br002的黑环。黑环这个巨大的外部威胁，成功地让内部斗争暂时搁置，狄斯城各方势力团结起来，一起对抗黑环天灾。在悬城篇中， 局长与外邦禁闭者(耶莱娜、茉莉等)的矛盾，局长与狄斯城建制派的潜在矛盾，狄斯城建制派之间的矛盾，外邦人与狄斯(旧军)的历史的积怨、种种复杂的矛盾叠加交织在一起，但它们都最终让位于一个更简单更纯粹的外部矛盾：Br005黑环以及伴随而来的费沙入侵。费沙和黑环的外部威胁，使得矛盾分裂的狄斯城获得了团结的必要理由和恰当契机，后面的剧情走向，便依旧是各方势力大团结，消灭黑环，对抗反派费沙。
黑环正在成为狄斯城内部一切结构性矛盾的万能清道夫。每当狄斯的政治、社会、历史矛盾激化到难以调和，甚至动摇到局长的立场根基时，黑环这个超越一切人类纷争的、纯粹的天灾就会适时出现。它的降临，将各方势力的复杂冲突和矛盾重新定向，并将斗争的能量导引至处理人类生存危机这一外部矛盾上。这种叙事策略还为局长的立场提供了完美的合法性。 局长作为MBCC的领导者，其天职就是处理狂厄与黑环。面对黑环，局长站在狄斯城一边，就不是在为某个有污点的政治派别(如旧军或腐败议会)站台，而是在履行自己拯救苍生的神圣职责。这确保了局长“伟光正”的形象不会因卷入肮脏的政治斗争而受损，但将局长的视点聚焦于狂厄与黑环，无疑在有限的叙事空间内，也会将这些政治派别的污点边缘化和悬置了。
更进一步说，旧军和外邦形象的塑造策略，也在潜移默化中让玩家在情感上原谅甚至同情旧军，从而使其历史罪责变得不再重要。
一方面，是塑造旧军的不公正的受害者形象，来激发同情与愤懑不平之心。剧情花了大量笔墨去描绘旧军在新时代所遭受的“不公待遇”。他们是缔造了狄斯城的英雄，却在和平年代被猜忌、被削权、被放逐。德莱文的悲剧，残锋团战士们的落魄，都强化了这样一种印象：他们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受害者。同时，将旧军的狠辣果断、雷厉风行与上庭、市议会最初的绥靖软弱、无能推脱进行鲜明对比，既导引局长为了救海拉，而倾向于与旧军结盟合作，也塑造出旧军一种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感。这让旧军正式的回归，带有一种“平反昭雪”、“大快人心”的戏剧张力。
另一方面，剧情在叙事时，将三场性质截然不同的战争：过去的独立战争、被遗忘的对外侵略和当下的卫国战争，打包在一起，并用一条光荣的线索将它们串联起来。这条线索就是：荣耀、信念、牺牲、保卫狄斯。通过凯瑟琳的回忆和演说，剧情不断暗示，今天保卫狄斯城的行为，是当年打赢独立战争的伟大精神的延续。这样一来，一条从“民族解放英雄”(独立战争)直接跳到“救国于危难的守护神”(卫国战争)的光荣历史谱系就被建立起来了。通过将头尾两个光辉的节点相连，中间那个黑暗的污点就被成功地边缘化了。
此外，剧情是如何描绘昔日之受害者，今日之复仇者的形象呢？茉莉对旧军的仇恨是真实的，其过去受到的历史创伤也是真实的。但碎金盛宴的剧情也反复强调，她是受到了阿德莱德的蒙蔽和恶意诱导，才走上了歧途。那么，没有阿德莱德的蒙骗，茉莉就能够简单地与创伤和解，与狄斯旧军和解吗，从而放下仇恨吗？而当黑环深处的“海拉”，这个承载了弗洛尔人集体意识的幻影与局长对峙，控诉狄斯的暴行时，局长是如何回应的？局长愤怒地斥责它：“你跟你憎恨的人一样都是怪物!……别戴着她的脸来见我，你跟海拉没有半根指头是一样的!”于是，承载着弗洛尔人血泪、意志、怨念、记忆的黑环幻影，被简单地归入不值得理解的、非理性的、疯狂的、非人的怪物。Br005黑环当然是极端的，偏执的，它夺走了狄斯市民与狄斯士兵的性命，它背负罪恶，它绝不无辜。但这偏执的极端的黑环，恰恰是昔日被掩埋的历史创伤的症状显现，是被压抑者的回归，植根于深层的无法被轻易否认的愤怒和不满。当今日之复仇者被噤声(她们是“被蒙蔽”、她们是“非理智的”，她们是“无法沟通”，也是“无法被理解的”)，昔日的加害者也就随之被忘却了。
最后，让我们再次回到斯芬克斯的比喻，并以此结尾：一个真正的为新秩序奠基的英雄，必然是一个善恶并存的矛盾体。他就像是立于文明城邦边界的人面狮身像，他光辉的功绩(人的面孔)与他野蛮的过去(狮的身躯)必须同时被展现、被铭记。为他竖立的纪念碑，不应仅仅是歌颂其功绩的赞歌，更应是警示其罪恶的碑铭。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坦然地面对自己诞生时的那份“原罪”，并从中汲取走向未来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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